一、三亚哪里放生小鱼
1、求观世音菩萨，去寺庙许愿吧。
2、心中常默念（不出声）：南无（音：那摩）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3、必求子得子，详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4、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5、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
6、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
7、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8、最好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念，一小时左右吧，身心放松平静下来，慢慢把心收回，专心默念（不出声）：
9、南无（音：那摩）观世音菩萨
10、如果累了，思绪散乱了，就放松放松，调整调整，松静自然了，再念下去。
二、放生鲤鱼的寓意和象征意义
1、念佛心要恭敬虔诚，从一句至十句，念得清楚，记得清楚，至十句已，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随念随记，不可掐珠，唯凭心记。念佛名号，勿用观心念法，当用摄心念法。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至从一至纵日念数万，皆如是记。最能去妄，妄念无处著脚，故名净念。净念若能常常相继，无有间断，自可心归一处，久当自得耳。大势至菩萨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此十念记数，行住坐卧皆无不宜。卧时只宜默念，不可出声。若出声，一则不恭，二则伤气，切记切记。。——净土宗念佛法门
2、孕妇临产时，如遇不顺，若能念：南无（音：那摩）观世音菩萨（此时可念出声），必能顺利生产。
3、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不要轻易念出声，除非有难，临难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菩萨必闻声救难，必定能脱难。
4、成都佛教寺院的发展，在唐宋时期形成高峰，无论在佛法的弘扬方面和寺院文化艺术的发展方面，都居于全国首列，并有其独到的特色。玄奘在唐初入蜀，是成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玄奘入蜀并在成都受戒，终成一代高僧，与唐宋成都佛教寺院的兴盛有密切的关系。
5、玄奘在唐初中原战乱时由关中入蜀，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当时的关中和中原地区佛教僧人的普遍状况。首先，是蜀中籍僧人由中原归蜀，如“隋益州孝爱寺智炫者，成都人也。少小出家，入京听学数年，请令覆讲，若泻瓶无遗。会周武帝废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诏集诸僧道士。”智炫受众僧侣推举与道士当殿辩论，压倒道士锋芒。隋文帝初年，因年岁渐高，“怀土兴念，又以蜀川迥逺，奥义未宣，援首西归”成都。为隋蜀王杨秀所尊礼，让他居于成都孝爱寺，“供养无阙”。[1]还有“隋益州招提寺释慧恭，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废佛法时，与同寺惠逺结契勤学，逺诣长安。”学成大乘佛法，“并皆精熟，还益讲授。卓尔絶群，道俗钦重。”[2]此外还有释慧宽，“姓杨氏，绵竹孝水人，”在周武帝灭佛时，“依相禅师隐于南山。及隋兴教，辞师还蜀。尝受嘱云：汝还蜀土，大有徒众。”[3]
6、除隋末唐初蜀中僧侣到中原求学后归蜀讲学外，在隋末唐初，还有一些与玄奘相同的中原高僧入蜀。如《蜀中广记?高僧记》载：隋释道基为隋末名僧，大业五年曾为炀帝召至洛阳朝廷讲经，“百辟卿士，咸异响而共嗟焉。后鼓锡南郑，张教西岷，巴蜀奔飞，望烟来萃。”在成都开讲佛法大乘摄论，“终以贞观十一年二月卒于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有余矣。”[4]“唐益州多宝寺道因，姓侯氏，濮阳人也。”在中州一带有很大名声，为当时名流推崇。在隋唐之际，因中原战乱，“避难三蜀，居多宝寺，开论维摩，听者千数。”应与玄奘在成都同时。后玄奘自印度取经返长安，奉命译经，需要大量助手，于是以皇命把道因法师“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玄奘法师翻译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焉。”[5]能得到玄奘的赞誉，可见道因法师的佛学水平与梵文水平是相当高的。在隋唐之际入蜀后又出蜀的佛教僧人，还有释慧暠，他是湖北安陆人，“幼入道门，即怀远量，年方登立，便升法座，”可见有很高的佛学造诣。由于中原的动荡，他认为“闻岷雒三巴，尚昏时网，欲以法弘导，远化未闻。隋大业年，泝流江峡，虽遭风浪，厉志无前，既达成都，大弘法务。”唐朝建立后，再次出蜀，“后旋途南指，道出荆门。既返安州方等寺，讲说相续。以贞观七年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七。”[6]
7、北方僧人大量入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隋末唐初的北方战乱，当时战乱之下僧侣的遭遇，与平民同样悲惨。隋末关中僧侣释道兴的遭遇可证。“释道兴姓刘，本住秦州。八九岁时常念出家，二亲不许。年决意诣大光寺剃落。时天下大乱，贼寇交横，母为贼掠将去，离城六十里。兴没命寻逐至，已被伤未絶。贼见曰：此僧诚为至孝，逐母至此，便不尽命，负母还城。”道兴为避难而入蜀，他“避难投蜀，年满进具，常行兰若头陀乞食。”可见当时处境之窘迫。但由于道兴博闻强记，不久开始在成都佛寺开讲“律筵，每年讲席，极为稽引，二十度来请者，方许开宗。”在蜀中佛学界有较好的名声。[7]北方僧人的大量入蜀，带来了佛教各流派的传播，并主要集中在成都讲学，“成都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毗昙道震迦旃延论。”使成都各佛教寺院的佛学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玄奘才有可能在成都“二三年间，究通诸部，年满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8]
8、玄奘法师在成都流寓并参与法筵的主要寺院是圣寿寺。宋代侯溥说，玄奘法师在“唐武徳初入蜀，至成都寓圣寿院。院有观音塑像，师夙宵行道，环绕虔肃凡三年，其地为之没踝。”关于玄奘在成都，还有一些传说。据说“一日师行道，有僧衣溃疡秽癯焉而至。师告曰：以尔不蠲，勿触污吾道场。僧复之曰：子不读普门品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云何？师悟乃膜拜，则皇然既已化为观自在菩萨之形矣。因授师以般若心经，且教之曰：它日逢苦厄，诚心诵此，吾必汝护。言讫忽不见。贞观初，师往西域求法，至河沙，无复轮蹄之行。魑魅憧憧，妖形怪仪，或后或先。师诚心念观音名，不能却，乃诵向所授经，而四顾洁然矣”。[9]这一传说应为后代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与唐僧故事之所原本。
9、实际上整个隋唐时期，中原一旦出现动乱，由于蜀中的安定与生活的相对富裕，佛教僧侣也就会出现到蜀中讲学避难的现象。如唐末的长安大安国寺僧人释僧彻，为唐懿宗所礼敬，“毎属诞辰，升麟德殿法座讲谈，敕赐紫袈裟。懿宗皇帝留心释氏，颇异前朝遇。”但在黄巢之乱中，随僖宗逃亡到成都。“以广明中巢寇犯阙，僖宗幸蜀。其夕彻内宿，明日仓黄与杜光庭先生，扈从入于岷峨。”[10]又如著名的无相禅师，是新罗国王子，“以开元十六年泛东溟至于中国，到京玄宗召见于禅定寺，后入蜀。”安史之乱，玄宗避难至成都，“迎相入内殿供礼之，”后在成都西郊创建净众寺。[11]还有僧缄，长安人，在僖宗“干符中，巢寇充斥，随流避乱至渚宫，缄避地夔峡间。后唐同光三年入蜀，遂居净众寺。”[12]
10、在唐代前期，佛学的讲座主要集中于圣寿寺、多宝寺、福感寺等寺院，唐代后期则主要集中在大慈寺。唐代大慈寺讲经风气很盛，影响很大。如唐代文宗时的僧人释知玄，“字后觉，姓陈氏，眉州洪雅人也。曾祖图南，任梓州射洪县令。”为官僚世家，但从幼志在佛门，十一岁出家为僧，十三岁即闻名蜀中，“时丞相杜公元颖作鎭西蜀，闻玄名，命升堂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号陈菩萨耳。”知玄在成都净众寺受戒，又随师出蜀，“从本师下三峡，历荆襄，抵于神京资圣寺。”并得到唐文宗的重视，召入禁中顾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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