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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王朝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发展原因初探
2、□陈双印张郁萍《敦煌研究》2007年第01期
3、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敦煌文书、传世佛教文献记载以及后人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唐王朝以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兴盛的原因,并指出探讨这一时期太原佛教情况,对于研究唐五代太原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宗教、交通以及对外交往等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4、关键词:太原;佛教;兴盛;意义
5、中图分类号:G1;B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1-0087-07
6、唐王朝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相当兴盛。据敦煌写本P.4648《往五台山行记》:“又行十里到太原城内大安寺内常住库安下……三月十七日巡游诸寺。在河东城内第一礼大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乾元长寿阁;又入大中寺,入得寺门,有大阁,有铁佛一尊。入净明寺,有真身舍利塔。相次城内巡礼皆遍。又于京西北及正西山内有一十所山寺,皆巡礼讫。京西北有开化大阁,兼有石佛一尊,又正西有山,有阁一所,名童子像阁,兼有石佛。”关于P.4648的写作年代,杜斗城先生推测:“P.4648《行记》的作者曾提到泽州有开元寺,潞府有开元寺、龙兴寺。故《行记》作者到泽州、潞府的时间最早也应在开元二十六年之后。关于这个《行记》写作年代的下限,在文中还看不到直接证据,但从有此迹象来看,绝不是唐代以后的东西。”如果这一推测无误的话,从写本所记内容来看,太原佛教在唐代是相当兴旺的。又S.529v《诸山圣迹志》记载:“从此南行五百里至太原,都成(城)[周]围卅里,大寺一十五所,大禅[院]十所,小[禅]院百余,僧尼二万余人。”S.529v《诸山圣迹志》是五代后梁末年到后唐同光时期敦煌有名的高僧范海印巡礼各地圣迹的行记,所反映的是五代后唐时期太原佛教情况。P.4648《往五台山行记》、S.529v《诸山圣迹志》同属于行记一类的东西,是巡礼各地圣迹的僧人对其所见所闻的记录,属于第一手资料,应当是真实可信的。由此可见,在唐以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相当兴盛。
7、关于太原地区的佛教情况,杜斗城先生在《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一书中,已经作了一定的探讨,认为太原佛教在北魏到五代时期兴盛的原因有三点:“太原佛教之盛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隋王朝及隋秦王杨俊在太原兴佛有关;与太原是唐起兵之地有关。”受杜先生启发,结合敦煌文书以及传世佛教文献的记载,笔者认为唐王朝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兴盛的原因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故不揣冒昧。
8、这一时期太原佛教兴盛的原因,除了杜先生所论述的几点以外,笔者认为太原佛教兴盛还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9、唐王朝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发展首先得益于太原突出的政治地位
10、早在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孝文帝佞佛,其北都平城,僧尼就已多达两千余,新旧寺院一百余所。在孝文帝迁都之后,新都洛阳又迅速兴起成为一个新的佛教圣地。北魏末年的洛阳“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而位于北魏这两个佛教圣地中间的太原,在这一时期,无疑会受到很强烈的冲击,佛教势力的发展应当也是很快的。后来的北齐王朝,对佛教的扶持更是不遗余力。并且在北齐时期,太原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北齐曾以晋阳(太原)为下都,邺为上都。至北周武帝灭北齐时,北齐境内僧尼竟达二百万人之多,寺院有四万余所。作为北齐下都的太原,佛教势力应当发展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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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朝时期的太原,“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郡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四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并州即太原,将太原与京师及洛州的写经相提并论,“并官写一切经”,一方面表明太原佛教地位的突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太原佛教在隋朝时期得到了隋王朝的大力支持。
2、唐朝初年将太原改为并州,天宝元年改北都(太原)为北京。因为唐王朝视太原为“太原旧国,王业所兴”之地,所以太原对唐王朝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唐一建立,就在太原大兴佛事,广建寺院。据文献记载:“武德元年,诏为太祖以下建栴檀等身佛三躯,以沙门景辉尝记帝当承天命,为立胜业寺。以沙门昙献于隋末救饥民,为立慈悲寺。以义师起于太原,为立太原寺。又诏并州立义兴寺,以旌起义之功。”由此可见,在唐王朝建立后,太原佛教的发展与唐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并且为太原佛教的鼎盛提供了基础。
3、后梁时期,太原为李存勖家族所据。后唐建立后,太原亦被视为后唐“龙兴”之地,其政治地位依然十分显赫。此外,后唐庄宗、明宗都十分崇信佛教。《册府元龟》卷52,帝王部,崇释氏“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九月,敕:天下应有本朝所造寺观,宜令所在长吏取寺司常住物添修,至万寿节日,须毕其功。”《宋高僧传》卷27《后唐五台山王子寺诚惠直传》:“(后唐)武皇躬拜(诚惠),感谢慈悲,便号国师矣……庄宗即位,诏赐紫衣,次宣师号。帝复宣厥后,再朝天阙,更极显荣。受恩一月,却返五台。”明宗皇帝依然崇佛,《册府元龟》卷52,帝王部,崇释氏“(后唐)长兴四年七月,命中使押绢五百匹施五台山僧斋料。”所以这一时期作为北都的太原佛教依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太原佛教的兴盛也是情理中事。
4、由此看出,在唐王朝到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政治地位的突出,同时也离不开统治者的刻意保护和提倡。
5、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兴起。在进一步推动了五台山文殊信仰发展的同时。也使太原成为巡礼五台山的佛教徒进行交流的一大平台,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太原佛教的兴盛
6、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兴起,据杜斗城先生研究:“自北魏以后,我们在史籍中屡见在五台山活动的僧人或去五台山的巡礼者,此种情况说明,北魏以后,五台山已成了佛教徒向往的名山。”检阅史籍,仅从北魏至北周时期,在五台山活动的僧人就有很多。“爰汉北齐高氏,深弘象教,宇内塔寺,将四十千,此中伽蓝,数过二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食之资焉。据此而详,则仙居灵贶,故触地而繁矣。”虽然北周武帝灭北齐之后,在北齐境内大举灭佛,五台山可能也难能幸免。但“大隋开运,正教重兴,凡是伽蓝,并任复修”,五台山佛教在短期之内就已经得到恢复。
7、如果说五台山文殊信仰是在北魏以后开始兴起的话,无疑在唐王朝中后期达到了高潮。这可以从许多僧人不避艰险不远万里巡礼五台山以及许多地方摹画五台山图和敦煌文献中很多的《五台山赞》(共20件)、《五台山曲子词》(共5件)、《五台山圣境赞》(共3件)以及《往五台山行记》、《礼五台山诗》等得到证明。五台山的文殊信仰在北魏时期初步形成,但“作为佛教圣地的五台山,其灵魂是文殊信仰。这种文殊信仰兴起于北魏,盛行于唐代,近五百年则成为青庙与黄庙并传的格局”。特别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达到了高潮。在唐朝中后期,根据《宋高僧传》卷27《唐五台山智颓传》:“有华严寺是大圣栖真之所,巡游者颇众。”《宋高僧传》卷9《唐太原甘泉寺志贤传》:“后游长安,名公硕德列请为大寺功德之师,贤悚然不顾。明日遂行,登五台,寻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请学禅理者继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作者圆仁在巡礼五台山时,就记载到了同样前来巡礼的僧人有“天台国清寺僧巨坚等四人”,于停点院“见数十僧巡礼南台去”,“见说去年六月,中天竺那烂陀寺寺僧三人来游五台”,“十四日夜,惟正、惟晓共数十远来沙弥,于白玉坛受具足戒”,“次入善住阁院随喜,有禅僧五十余人,尽是毳纳锡杖,各从诸方来巡者也”。《续高僧传》、《古清凉传》等佛教典籍也多有记载。更为有趣的是,不但到五台山巡礼的僧人大大增加,而且俗人也急剧增加了,“到解普院,巡礼五台山送供人僧、尼、女人共一百余人,同在院俗”,“竹林寺斋礼佛式,午时打钟,众僧入堂。大僧、沙弥、俗人、童子、女人,依次列座了”。
8、此外敦煌壁画中也有所表现,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五台山的行旅四人一马排成一行沿山谷中的小溪行进,前面第一人牵马,第二人赶马,后面的第三人背负行囊,第四人挑担,表现出朝礼五台山的普通百姓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高僧大德在巡礼完五台山后,一般都要在佛教兴盛的太原地区进行交流,或讲经听法,或参睹圣迹。《宋高僧传》卷1《唐京师大安国寺端甫传》:“释端甫,俗姓赵氏,天水人也。”后“经律论无敌于当时,囊括川注,逢源会委,滔滔然莫能济其畔岸矣。夫将欲伐株杌于情田,雨甘露于法种者,固必有勇智宏辩欤?无何,谒文殊于清凉,众圣皆现;演大经于太原,倾都毕会。”敦煌文献S.529v《诸山圣迹志》的作者、敦煌名僧范海印在后梁到后唐时期巡礼完五台山后,不顾路途遥远,绕道一千多里,巡礼了太原的佛教寺院。
9、之所以有很多佛教徒在巡礼五台山前后,去太原巡礼,主要原因在于太原有很深的佛教根基,有众多的佛教圣迹,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可以学习交流,并主持太原的佛教讲筵。《宋高僧传》卷5《唐京师兴善寺潜真传》:“释潜真,字义璋,姓王氏,太原华族,后徙为夏州朔方崇道乡人也……年在学数,业尚典墳。幼好佛书,抑从天性,甫及弱冠,投迹空门。”后“显密二教,皆闻博赡。关内河东,代历四朝,阐扬妙旨,弟子繁多”。《宋高僧传》卷5《唐汾州开元寺无业传》:“(无业)复振锡南下,至于西河,初止众香佛刹,州牧董叔缠请住开元精舍……于是撞钟告众,作师子吼,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向化。”《宋高僧传》卷4《唐太原崇福寺浮丘传》:“挺然奇表,慧悟绝伦。于瑜伽论差成精博,旁综群书,言分雅俗,四方学者争造其门。”故被时人誉为“法海”。S.379《往五台山行记》:“于大安寺下,其寺寺前有五凤楼,九间大殿,九间讲堂,一万斤钟。大悲院有铸金铜大悲菩萨四十二擘,高一丈二尺。修造功德主、大德内殿供奉慧胜大师,赐紫澄漶。弥勒院主内殿供奉净戒大师,赐紫澄漪。次有藏经院,有大藏五千六百卷并足。文殊院有常讲《维摩经》座主继伦。门楼院有讲《唯识论》、《维摩经》、造《药师经钞》座主道枢。寺后有三学院,内长有诸方听众,经、律、进业者共八十人。院主讲《唯识论》、《因明论》、《维摩经》。六时礼忏,长着布衣,不见夫人娘子。有寺主大德赐紫讲《维摩经》文章怀真。药师院有长讲《法华经》、六时礼忏,着布衣崇德。”可见,后唐时期的太原不但藏经丰富,而且也有许多高僧大德,正因为如此,吸引了好多僧人去太原交流学习佛法。
10、唐朝中、后期,太原还成为佛教一大讲场。《宋高僧传》卷7《后唐东京相国寺贞诲传》:“(贞诲)年十九,于扬州择名师受具足法。自尔西之伊洛,北抵晋郊,凡有讲筵,下风求益,覈其经论,穷其性相,辈流之间,罕齐驰骛。”透露出太原有讲筵的信息。《宋高僧传》卷2《唐洛京白马寺觉救传》:“大和中,圭峰密公著疏判解,经本一卷,后分二卷成部,续又为钞,演畅幽邃。今东京、太原、三蜀盛行讲演焉。”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也记载太原有讲场:“从石门寺向西上坂,行二里许,到童子寺,慈恩台法师避新罗僧玄测法师,从长安来始讲唯识之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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