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宁蝎子去哪里放生
1、东林寺建成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祥地，南方佛教中心，隋朝以后为全国佛教八大道场之一。
2、东林寺位于长江南岸，庐山西北麓，南面正对庐山香炉、天地诸峰，北倚分水岭及上方塔，西北有香谷，东南有乌龙潭，地势雄伟。寺前明堂开阔，香炉峰呈趋拜之势，千年紫烟不断，虎溪具眷恋之情，万载常流。唐大书法家柳公权曾写下“流泉匝寺”四字，盛赞此寺之妙。
3、东林寺建成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祥地，南方佛教中心，隋朝以后为全国佛教八大道场之一。历史上，与东林寺结缘的名流高士不乏其人，如佛陀跋陀罗尊者、智者大师、鉴真大师、李世民、刘遗民、谢灵运、陶渊明、孟浩然、韩愈、白居易、柳公权、王安石、苏东坡、李白、陆游、杜甫、杜牧、杜荀鹤、刘长卿、王昌龄、李邕、王阳明、黄庭坚、周敦颐、岳飞、范成大、朱熹、康有为等等。寺内文物甚多，从东晋远公与西域经师译经驻锡的译经台，到清末康有为题刻的《柳公权残碑记》，时间跨度千余年，每一处古迹都寄寓着一段历史典故，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4、东林寺自建造以来，迄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沧桑历尽，屡废屡兴。
5、近年来，临沂市连续开展了5届中国·沂河放鱼节，“放鱼养水”、关爱沂河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一些环保志愿者、宗教人士自发组织一些水生动物放生活动，也有一些市民带着孩子把在市场买来的巴西龟、鳄龟、观赏鱼等放到沂河中。由于不了解“放鱼”知识，往往将禁止放生的水生动物放到沂河里，对沂河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隐患，结果放生成了“杀生”，好心办坏事。
6、农业部颁布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中早有规定，“单位和个人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的，应当提前15日向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增殖放流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等事项，接受监督检查。”放鱼也是讲科学的，放生的品种、规格、时间、地点都是有要求的，禁止向沂河等水域中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包括外来种、杂交种和转基因种等。
7、放流鱼类的品种选择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生态优先和质量优良原则。所选品种都是本地水域内的传统水生动物和国家批准的适宜用于增殖的优良品种，这些品种能够促进河库水域生态系统的良好趋向，对水质净化有较好的作用，实现良好的生态效果。二是自然增殖和数量控制原则。所选品种均应根据现有的自然资源状况，进行科学比例搭配。三是经济回报原则。在不影响水域生态平衡的前提下，选择经济价值较高、生长快、利用率高、具有定居性等品种。
8、中国·沂河放鱼节放流的鱼种都是水产良种，放流前都经过了严格的检疫，保证鱼种健康、优质、无特异性病原、无药物残留。每年十月份举办放鱼节也是有讲究的。十月份沂河主汛期已过，河道水位变化不大，可以为鱼种提供比较稳定生长的环境；气温、水温比较适宜鱼种放流，放流便于操作，鱼种成活率较高；在冰封期前，鱼种可以充分摄食生长、增强体质，确保自然越冬，到次年六月份下一个汛期到来之前，鱼种可以在沂河中稳定生长一个生长周期，有效消耗水中的蓝绿藻等浮游生物，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深秋放流，凶猛肉食性鱼类的摄食率下降，放流的鱼种被捕食的机率下降，有利于在自然界的存活。
9、在社会自发放流活动中，比较常见的物种有宠物巴西龟，它性情凶猛，对生存环境要求不高，繁殖力强。有些本地物种会被它吃掉，有些跟它食性相近的本地物种竞争不过它，会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破坏，很多国家都把巴西龟列为危险性外来物种，是禁止放流的。在此提醒市民，不要随意向自然水域投放水生生物，自发组织放流活动前按规定向县级以上渔业行政部门报备，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生态破坏。市民如在水域中发现不明物种也可向渔业部门专家进行咨询。
10、在山东摩崖刻石中，摩崖刻经占绝大多数。摩刻的时代多在北朝和隋唐，并以北朝刻经为最盛。目前已发现的较为著名的摩崖刻经有：泰山经石峪；徂徕山映佛岩；邹城峄山和铁山、岗山、葛山、尖山摩崖刻经；汶上县水牛山；济南千佛山及东西佛峪；东平县二洪顶、司里山、白佛山；青州云门山、驼山、玲珑山；莱州天柱山、云峰山；滕州陶山；文登县圣经山；临朐县石门山；胶南市槎山、大小珠山；长清县灵岩寺；巨野县金山；莒县浮来山；崂山等。
二、对于放生的看法和建议
1、从摩崖刻经的内容上看，以佛教为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艺术价值也最高。虽道、儒、释交相争雄，然佛家多占名山名寺，地广物丰，最富经济实力。山东民风忠义笃信佛教居多。又有达官贵人相助，凡三十年之内佛经几乎刻遍大小山石，风靡不可当。
2、山东摩崖刻经署名刊刻时代和书刻人姓名者不多。书刻经文，是一件十分庄严的事，把书刻者自己的姓名并排入座，恐失信大雅。但在今天要研究历史文化艺术遗迹，考证起来就带来一定的难度。详察少数留有署名者，有：
3、徂徕山摩崖刻石，隶楷书，武平元年（五七○）刻。位于泰安市与新泰市之间的徂徕山东侧。现存二处：一处在光华寺旧址，有一独立巨石，略为棱形，又似河蚌之半，面西石面略平，石高一八五厘米，南北宽二三九厘米，东西石厚九十厘米。西面刻大般若经十三行，行四至七字不等，第九行起刻有“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造□息道升道昂道昱道柯僧真共造”。第六行下又刻“王世贵”三字，共计八二字。虽有残损，但仍可认读（见图一）。东面刻有佛名和题记，已模糊不清。但“中正胡宾”和“武平元年”尚可辨识。“胡宾”可能是经主，“王世贵”可能是刊石者。从书法风度上看似安道一所书。
4、另一处，在映佛岩，面南刻“文殊般若经”。十四行，行七字，隶楷书，最大字径（般）二四厘米，最小字径（名）十二厘米，满行九十八字，尚完好者六十一字，剥损严重尚能判读者二十三字，完全毁灭者十四字。上部题有“般若波罗蜜经主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普憘武平元年僧齐大众造维那慧游”等字。王子椿不是书者，他是当时的县令和经主（主持建设此项工程的负责人），僧齐和当时光华寺众僧以及外来的维那慧，都是参与的建设者。从书法的风貌看似安道一所书。
5、邹城铁山、尖山等摩崖刻经
6、铁山摩崖刻经，位于邹城西北二里铁山公园内，俗称南岗，通高八十米，刻石高六十六点一米，宽十六点四米，总面积为一○八五平方米。阳面刻有《大集经·穿菩提品》和《石颂》大象元年。隶楷书，刻经十七行，行六至六十一字不等，全文九三○字，尚能辨识者七七七字，字径四十至六○厘米不等。《石颂》位于经文右侧，有经主“匡哲”题名。“石颂”二字为篆书，字径九五×七五厘米，颂文十二行，行四十三至五十二字不等，字径二十二厘米，原刻六一四字，今存四九二字。下部为题名，原刻六十五字，今存四十五字。题名有：“任城郡功曹周，平阳县功曹大都维那，赵郡李巨敖，宁朔将军大都督任城郡守经主孙洽，东岭僧安道壹署经（见图二），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簿大都维那闾长篙”。以上除官方人士参助外，书经人即是安道壹。
7、尖山摩崖刻经位于邹城东七公里处。尖山又称朱山，因山上刻有“大空王佛”四字，俗称“大佛岭”。一九六○年春被毁，从拓片资料查有：“沙门僧安道壹”题名两处，有“大齐武平六年岁乙未六月一日和武平六年岁乙未四月廿五日”题记两处，经主题名多处。隶楷书，字径二十五厘米至一百七十五厘米不等。共刻十二处，计五○四字。从书法风格比较，也似安道壹所书。
8、二洪顶摩崖刻经，位于东平县旧县乡东约十公里处。三面环山，西面为东平湖。二洪顶海拔高度为二二○米。北面、南面山壁刻经，北山壁有佛名题刻二十三个，其中最大者“大空王佛”四字通高九点七米，佛字宽二点六米，竖笔长四点一七米，气势磅礴。经文之首，刻有“僧安道一”四字，题名三处，一处为简体字“一”（见图三），两处为繁体字“壹”。纪年有题“于□千六百廿年”。经文字径一般在十一点五——三十四厘米之间。除佛名题记和一处安道壹署名为草隶外，其它都是隶楷书。此处为安道一所书无疑。因发现较晚（一九九五年）世人多不知有此摩崖书，真壮观也。古人说泰山经石峪是“大字鼻祖，榜书之宗”，这里该是大字鼻祖之第榜书第一了。可惜的是历代多无亲睹者，又无史料记载，由此看来，还可能有未被发现者。
9、图三东平县二洪顶摩崖署名原拓字径：“僧”15×15厘米“安”12×5厘米“道”16×5厘米“一”4×10厘米“言”19×22厘米”“世”12×5厘米“蜜”5×31厘米“佛”21×29厘米
10、东平县司里山造像约八百尊，东面石壁原有大字刻经，后改造佛像，“波罗蜜经”摩崖残存字，仍可见三十余字，隶楷书，字径约三十厘米，面南大佛右下侧刻有“大齐皇建二年造”等字。白佛山亦为隶楷书，七十九字，为隋代开皇十年刻。还有泰山经石峪、汶上县水牛山、滕州陶山、邹城峄山、岗山、葛山等处。既无发现有摩崖刻经年代，又无书刻者题名，但从书体风格分析，均出安道一或其弟子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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